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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忧外患中,央行可大幅加息
日期:2008-6-30 http://www.rich998.com 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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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智囊:大幅加息应对改革开放30年来最困难一年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说: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最困难的一年,这种困难体现在不确定性大,决策困难。目前,宏观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加大,应该加强警惕。应该在货币政策上实行釜底抽薪,在汇率上,加大升值幅度,以打压升值预期,抑制热钱流入;另一方面,大幅加息,改变目前的负利率的情况。
发生滞胀的可能性上升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昨日在深圳表示,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宏观经济最困难的一年,困难主要体现在决策难,因为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,各方意见分歧也很大。之所以造成目前这种局面,和前两年我们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有关系。比如油价,前两年物价较低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机,现在一般商品价格已经涨得很快了,你再进行油价改革,就会加大通胀压力,成本会更高、风险会更大,所以就处于两难地步。
魏加宁表示,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比1998年更困难一些,现在发生滞胀的可能性在上升,应当更加警惕和防止滞胀。1998年通胀水平不高,只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,但是现在一方面通货膨胀水平高,另一方面又面临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。而外部风险方面,现在我们还面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动荡;石油价格的上升带来的石油危机和“粮荒”三大风险。
应该大幅加息改变负利率
关于当前的通货膨胀,魏加宁表示,货币政策对控制物价是起作用的,如果这些年中央银行不是在那里拼命地进行对冲的话,大力度紧缩,现在的物价肯定会更高。
魏加宁表示,前两年一般商品价格低的时候大家存在着一种物价幻觉。这种现象和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前的情况一模一样。日本当年泡沫经济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般商品价格很低,但是股市、房产等资产价格快速上涨,当时央行没有及时地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,结果等到1989年一般商品价格上来后,央行只能连续提高利率,结果资产泡沫破裂。
对于利率,魏加宁认为,目前我们的通胀问题并不乐观,因为市场上的货币并没有完全对冲掉。而美元贬值以后大量的“热钱”还会涌入中国,会加速通胀的压力。抑制通胀就要从货币上釜底抽薪,这方面还是要加大力度,行政手段尽量少用。
首先,加息是必要的,一个主要的理由是从经济发展来讲,利率不应该是负利率,负利率等于是把资金的价格扭曲了。所以理想的政策取向应该加息,改变负利率情况。目前的通胀水平达8%左右,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只有4.14%,如果实现正利率,加息幅度将达3个百分点,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,大幅加息是否会加大热钱的流入呢?魏加宁表示,许多资金是冲着人民币升值或者资产价格上涨来的,单纯套取利差的资金量并不大,不必太过担心。
应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
对于汇率升值问题,魏加宁认为,决策层应以宏观大局为主,而不要完全去盯住某一个局部的领域或者行业。魏加宁表示,广岛协议之后,日元升值打击了出口企业,日本连着出台了两个紧急经济对策,央行也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,以克服由于出口受影响的经济不景气,它的结果最后是给泡沫经济提供了基础。
魏加宁认为,为了阻止热钱涌进,应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。(广州日报)
应对通胀需抓住政策重点
目前,通货膨胀不仅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难点,而且也令全球闻之色变。5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7.7%,距离4.8%的全年调控目标甚远。放眼海外,越南、印度、韩国等国家的通胀率都创历史新高,最新的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也一致认为,当前通胀威胁要甚于次贷危机。
关于我国通胀的根源,各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,归根到底,无非是在成本推动型、需求拉动型、外部输入型几种路径里面,强调一种或几种。这也说明了我国通胀的产生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,其影响也更深远,而治理通胀或许只能做“长期准备”。
在此过程中,有三方面政策重点值得关注。
首先,应该进一步探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,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协调发挥作用。一方面,在通胀压力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,维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姿态仍然很重要。然而,由于存在种种制度缺陷,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。现在,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7.5%的高位,利率政策的“双刃剑”效应明显,信贷控制已让位于灾后重建,货币当局处于“无可用之兵”的尴尬境地。在此情况下,把政策重点放在努力创造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,是相对明智的选择。例如,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以把央行从内外均衡的矛盾中解脱出来、真正加强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、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货币供应统计等基础工具等,都是重要的改革方向。
另一方面,宽松财政政策将成为防止经济由“过热”转向“下滑”的重要手段。例如,增加社会保障类财政支出比重,短期内对物价上涨影响有限,却能真正引导居民消费增加,促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。同时,重视减税也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创新点,税收高增长必然会影响民间经济活力与未来财政潜力。在征管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,税率等要素有必要适当降低,从而整体上保障民间税负的合理性。到今年5月份,财政收入增长呈月度递减趋势,其中包含了印花税、所得税等减税效应,对此有些人担心赤字增加,显然是“杞人忧天”,因为这是政府、企业和居民储蓄结构失衡的矫正,并且长远来看会通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,使财政收入获得更持续的增长基础。
其次,从某种意义上说,本轮通胀除了源于全球性、周期性因素,更是多年管制强化所导致隐形通胀压力的集中释放,这既体现在资源、劳动力价格方面,也表现在政府对金融、交通、共用设施建设等市场的控制。应该说,改革和放松管制也应是突破困境的重要举措。在我国历次调控中,都曾配套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,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本轮调控过程中,虽然日前对油电等能源价格进行了调整,但对价格体系改革的强调还有所不足,某些方面的管制还有加强的倾向。只有真正相信市场、适度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,才能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。例如,上世纪美国里根政府的成功范例是解除了当时美国航空业管制,进而铁路、电信、金融等行业都融入了这一潮流,最终使消费者得到真正实惠,国家竞争力迅速上升,走出了经济“滞涨”的泥潭,为克林顿的经济“黄金时期”奠定了基础。
最后,在防治通胀的过程中,政府应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。应该说,防止物价上涨,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难题,也关系到老百姓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切身利益。某种程度上,对于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,长期来看通胀是难以避免的。而在通胀发生时,能否弥补和控制通胀对居民福利的损害,是政府体现公共职责、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评判标准。
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,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,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。其中,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,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,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;通胀率的高企不下,也是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,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;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,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。
对此,政府政策有很多着力点。例如在税收方面,可根据通胀率变化情况,及时调整纳税档次和起征点、免征额等。从而防止随中低收入者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,导致其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。另外,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较弱,政府也应该在向个人的转移性支出方面增加通胀因素的考虑,尽可能使受通胀影响最大的群体,获得财政补贴和财政保障的支持。诸如欧美国家流行的、对低收入者免费的“食品银行”,都是可考虑的选择。还有,针对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,在必要时可由银行重新开办居民保值储蓄,并由财政资金提供最终补贴。此外,在通胀环境下,人们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。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,缺乏可以投资的资本品,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。由此,对股市、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,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在税收、融资等方面提供差别性政策。同时,还应为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更多的投资教育,提高其通过投资应对通胀风险的能力,如美国官方的“投资者教育和协助办公室”就是这样一个机构。
总之,在通胀发生时,政府的作为并非只是控制物价上涨,而应在通胀持续的环境下,以积极的、制度化的手段,来保障民生、促进社会公平、弥补低收入者所遭受的痛苦。
作者认为,我国目前这轮通胀的产生具有非常复杂的国内外背景,而治理通胀也只能做“长期准备”。在此过程中,有三方面政策重点值得关注。一是应该进一步探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,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协调发挥作用。二是深化改革和放松管制也应是突破困境的重要举措。三是政府应该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。(中国证券报 杨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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