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部新特区：为什么是大武汉和长株潭

　　本报记者 陈 锋 湖北 湖南报道

　　12月14日，国家发改委正式公布，武汉城市圈、长株潭城市群被列为中国的第四批试验区——“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(下称“两型”社会试验区)。”

　　分量沉重的中国改革发展“棋子”，落于中国行政版图上的中部，所激起的声响清越而厚实。

　　在12月16日、17日先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湖南省省长周强、湖北省代省长李鸿忠表示，国务院批准两地为全国“两型”社会试验区，是继上海浦东新区、天津滨海新区和成渝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，国家从改革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。

　　根据国家发改委要求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试验方向是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、资源、环境相协调，走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新路。

　　“简而言之，就是从以往单纯的‘经济特区’走向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‘生态特区’。”区域经济专家、湖南师大教授朱翔认为，相较于此前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而言，打造“生态特区”的任务更重，“两湖”攻坚的压力更大。

　　来自学界的解读是，随着2005年以来先后4批次6个地区被列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，经过27年探索的中国改革开放，已经进入深度探索的攻坚阶段。

　　27年完成“改革试题转换”

　　“经济特区”诞生和发展的27年，亦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初始走向纵深的27年。

　　以深圳为首的经济特区书写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“神话”。22年增加了4000多倍，创造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神话。

　　发展似乎是把双刃剑。在经济改善的同时，资源高消耗、生态环境被破坏。“我国每年能源消耗占全世界15%，钢铁消耗占30%，水泥占52%，但是我们的GDP只占世界5.5%。”湖南师范大学朱翔教授认为，中国经济必须重新定位，改变比较低级的经济结构。

　　被称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“新特区”，应时而生。2005年6月，上海浦东新区被国务院批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改试验区。一年后，天津滨海新区成为“新特区”，2007年，成渝、湘鄂先后成为第三批、第四批综改试验区。

　　“新特区命题各有侧重，但其指向是经济‘又好又快’发展，好字当头，速度排在效率之后。”武汉市发改委主任龙正才认为，国家让“两湖”做“两型”社会试验，是想探索出一条低投入、高产出、低消耗、少排放、能循环、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、城市化发展道路，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的模式。

　　“过去是‘三高一低’，今后应该是‘三低一高’。”株洲冶炼集团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王辉说，“高投入、高能耗、高污染、低产出”的模式如果不彻底改变，企业无法生存，中国经济也不能可持续发展。

　　行进了20余年的偏重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改革，走到了拐点。“转型的任务很艰巨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武汉和长株潭迈出这最难的一步，勇气可嘉。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说。

　　为什么是“两湖”？

　　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信息显示，全国有江、浙、粤、桂、蒙等十多个市、区积极争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名额，但幸运之神这次更加垂青“两湖”。

　　很多人质疑，东部发达地区搞“两型”社会，应该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“两湖”更容易，“两湖”发展“两型”社会是否会徒有虚名？

　　面对人民日报记者的询问，新近上任的湖北省代省长李鸿忠没有直接回应哪类地区更适合建设“两型”社会的问题。但他很坦诚地阐释了他的分析：中央选定“两湖”率先实验，与两地资源受破坏程度较轻有关。粗放型发展的沿海地区，如今是被迫转变发展模式；而中西部地区是在未破坏之前主动转向。“还有，就是‘两湖’的主动。”

　　相较于李鸿忠的感性，“两湖”智囊机构的分析则理性得多。

　　湖南省政府经济规划专家咨询组成员、湖南师大教授朱翔认为，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就像一个哑铃的两头，京珠高速、京广铁路和建设中的武广客运专线恰巧构成了连接哑铃的大通道。两个试验区使中部地区形成了一个“双心结构”，中部崛起因此有了发力点——抓起哑铃两头，拉动中部，辐射周边。

　　同时，朱翔认为，中部地区是国家经济中的一个重大单元，在中部成立试验区，是“中部崛起”战略的需要，也是为了平衡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中部两试验区地处长江中游，成功联手则有望合力打造继珠三角、长三角、环渤海经济区后，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。“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、世界性产业转移由我国沿海向内地延伸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，中部既是东部地区谋求发展的腹地，又是西部地区开放的前沿，占据天时地利优势，将在东西互动中实现快速发展。”

　　从沿海开放，到西部大开发，再到东北振兴，得天独厚的“两湖”一次次与机遇擦肩而过。这一次，终于等来了机遇。

　　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初露

　　“建设‘两型’社会，并不意味着牺牲经济增长，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。”这是湖南省长周强对相关问题的回应。

　　虽然周强反应灵敏，回答相当圆润，但观察人士仍认为，这是“两型”社会试验区领导者和实施者绕不开的一大难题。

　　事实上，周强也承认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，长株潭城市群(包括武汉城市圈)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，与沿海发达地区比还有不少差距，因此建设“两型”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繁重。

　　“发展GDP和建设‘两型’社会的逻辑是拧着劲儿的。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如是说。

　　“目前提得最多的，是体制、机制的改革和创新，说易做难，可以说困难非常多。”武汉城市圈办公室、长株潭一体化办公室相关负责人都作上述表示。

　　“这些都需要攻坚，考验‘两湖’才俊的智慧和胆识，如同刘翔跨栏一样，得一个一个去解决。”一位媒体工作者开玩笑地认为，“两湖”试验区可以说对“惟楚有材”古句的大考，全国目光都注视着。

　　“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，要尽快确立一套新的官员政绩考核思路和办法。”湖南省政府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，过去建立在GDP数据基础上的政绩考核办法，显然不再适合建设“两型”社会的需要，“试验的领导者和组织者，只有没有了经济增速这根弦，才能真正全身心投入到‘两型’社会建设中”。

　　虽然截至目前未见湖南、湖北两省有相关讯息传出，但细心的观察人士发现，在12月17日湖北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湖北省代省长李鸿忠已不经意地显露其迹。

　　李鸿忠表示，作为领导干部，必须转变政绩观。打个比喻，假如我们能够实现50%的增长，但走的是粗放型的老路，那就不如科学、集约地实现15%的增长。